平爷·半月谈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奥运会开幕第一天，我曾经发问，怎样的行动才能体现出参与奥运的最大热情？坐在电视机前面一动不动？当然不是；因为支持不同的队伍而辱骂相向？当然也不是。那么如果几百人花了七八天的时间演练，就为了整整齐齐的摆出一个奥运项目的标志，算不算参与奥运的最好的方式呢？

今天搜狐刊发了一组照片，照片上来自吉林省43个学校及1个特殊团体的19133人排列除了北京奥运会35个大项目以及奥运五环等38个造型。为了彩排这些造型，这些学校的学生们最多的排练了8天。

对于那些整天抱着电视看奥运比赛的人来说，这些学生们付出的努力显然更大。能拍出这样整齐划一的造型来，我想他们一定重复了好多次，虽然不比奥运开幕式的吉缶镜头，但是排练的也一定非常辛苦。只是我不知道，付出的这种辛苦有什么作用？对于奥运会所传递的精神来说，虽然有配合的默契，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届奥运会要求整齐划一。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渗透着控制欲望的因素。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布阵，士兵们的移动与位置均来自于领军人物的安排。没有得到领军人物的命令，你不可以移动半分。即使是领军人物让你移动了，你也得在他的指挥下移动，他让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正是在这种严格的控制力量和绝对的服从惯性下，才能造就这么整齐划一的阵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艺谋的开幕式就是这种阵法的演变。在开幕式气势恢弘的击缶的表演中，任何一个击缶者的动作，都是经过导演严格规定的，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造就最终的恢弘气魄。

而在吉林省的学生排列造型过程中，也是这种阵法的延续。指挥者先严格划定每一个学生的位置，动作，然后学生只是单纯的按照指挥者的要求来做就可以了。这种整齐划一并不是配合默契的结果，而是机械的服从命令的结果。我想，在七八天的排练中，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参与奥运的热情，而是对于服从的深刻解读。

也正是在这种历史传承下，我们才不断的继承着步调一致，听命是从的传统。自己的一举一动只会限定在已经规定好了的框框里，毫无突破，也从不想到突破。因为我们的领导者告诉我们，一旦你们作出突破，你们就会破坏集体的统一感。

只是，除了集体的统一感，我们就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参与奥运会了吗？

一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三大欲望。一是食欲，二是性欲，三是求知欲。在这三大欲望里，食欲排在第一，由此可见，吃，对于人这种生命体来说，是多么重要。

直到现在，朋友见面了，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你吃了没有？”在一些乡镇，官员们请客，桌子上的各种菜盘，层层码放，堆砌得像金字塔。一是人家以示热情，二是反正用的是公款，但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他们把吃看得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凡是遇见节日、晋升、乔迁或婚丧之类，有谁不大宴一番来表示祝贺与庆祝呢？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一条街叫做“蜀汉路”。在蜀汉路的两边，没有一家书店，哪怕很小的一家也没有，全是餐馆。这些餐馆，一家紧挨着一家，小的可以小到鸡毛店那样的程度，大的能够大到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的规模。在这条路上，无论是小的餐馆还是大的餐馆，一年四季，食客盈门，川流不息，据说每天有七八万人在这条街上吃。我的朋友从泰国旅游回来对我说，每到泰国的一地，最先冲进餐厅的人群，必定是中国人；到处挣抢位置的，必定是中国人；端起饭碗吃得鸦雀无声的，必定是中国人；上一盘菜立即被众人抢吃完的，必定是中国人。他说在这样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问谁是中国人，只要看看每一桌吃饭的神态和进度，你就八九不离十地清楚了。

其实，能够出得起钱去旅游的人，他的温饱，应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否则，他哪里还有闲情和闲心去旅游呢？但就是这样一群温饱不怎么成问题的人，在吃饭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动物性，实在是惊诧四海、目瞪五洲。因为，我的那位朋友懂得英语，他听见同车旅游的几个英国人这样小声议论：“真是一群东方饿鬼！”

应该说，这些英国人说的是实情，而不是在鄙夷和谩骂中国人。就连咱们的鲁迅也都这样说：“中国人全都像饿死鬼投胎的”。

的确，中国人太看重吃了，原因在于被饥饿得过久，饥饿得害怕了。如果说饿是穷人们的事情，那么，那些富起来的人，就应该好一些了吧？但是，不，那些富起来的人，吃起来，更加厉害，而且是花样百出。一些身家上千万、上亿元的富人，现在是变着花样地吃，大有不吃尽天下所有不足以罢休的架势。在中国南方某地，出现过人肉宴，所谓人肉宴，就是一位艳绝天下的女子，洗净了，赤条条地躺在雅间里的餐桌上，然后在她身子上放着各种菜肴，食客们就从美女的身子上去拈那些菜肴来吃，而那些菜肴又全是山珍海味。在中国另外一个地方，人们下馆子吃饭，已经不喝饮料了，而是要喝新鲜的人奶，老板于是眷养了若干个奶妈，满足那些食客的需要。还有一些人，吃人的胎盘已经吃得腻烦了，就通过各种关系，高价弄到流产的胎儿，然后熬汤喝，说这很营养，养颜、健体又防衰老，而且，他们把这当作时髦，当作身份的体现。

应该说，这是一群患了严重饥饿恐惧症的人，在富起来后，灵魂与人性的一种裂变与扭曲。可以想见，他们的心态是抓紧时间和机会吃，把几千年都没有吃到过的东西和花样，统统吃回来，如果天上的月亮能够摘下来，他们一定会把月亮当作烧饼啃来吃了的。

为了满足大量饥饿恐惧患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一家豪华如宫殿的大酒楼，光是装修就花了一个亿，这家酒楼每一桌菜肴的最低起价就是一万元。在酒楼的大堂门口，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红木屏风，上面用康熙体刻着四个金光灿烂的大字——钟鸣鼎食。

钟鸣鼎食，这是中国人渴望了整整五千年的一个大梦。为了这四个字，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大群人在揭竿而起，又有无数人在镇压着那些起义的人群。因此，中国的历史，在“钟鸣鼎食”这几个字的魅惑下，活生生地演绎出了一部吃的历史。几千年的战争，在“钟鸣鼎食”这几个字的蛊惑下，就成了一场场为了吃的血腥的战争。这样一来，吃，这条汹涌而奔腾不息的食欲之河，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世界之最。

二

在食欲、性欲和求知欲这人生的三大欲望中，中国人可以不要性欲，因为可以把自己阉割成太监，修行成烈女；中国人还可以不要求知欲，因为有人在焚书坑儒，封杀百家。但是，中国人唯一不能抛掷的，就是食欲。

但是，老天爷似乎专门要与中国人作对，就是不让你吃饱、吃好、吃舒服。连年的灾荒、饥荒和天灾人祸，搞得中国人经常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哀鸿遍野。因此，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饥饿之国，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饥饿的历史。在这样的生态下，中国人怎么不把吃放在首位？又怎么不为了吃去以死争夺？常言说“鸟为食亡”，这句话用在中国人身上，再适合不过，因为，在几千的历史中，中国人就是在为食而生，更是在为食而亡。

中国人那无底洞一样的食欲，完全是被天灾人祸给逼出来的。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些历史资料——

秦汉两代自然灾害375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由古至今，灾害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死亡的人数也直线上升。据《中国灾荒史记》：《汉书•王莽传》载“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之七八”。《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死四五，至有灭户者”。《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隋书•炀帝本纪》载“大业八年，岁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唐书•五行志》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宋史•仁宗本纪》载“地震，吏民压死者三万二千三百六人”。《元史•五行志》载“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人”。清嘉庆大旱、水灾等共死亡900万人，道光时死亡1500万人，光绪时死亡1000万人。民国17年～19年因灾死亡1000万人，民国24年死亡300万人。1959～1961年死亡约3000万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54起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8起，占15%；因灾荒死亡的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44%。1950年到1992年43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09%，美国1991年的同类数字是0.27%，日本是0.5%。

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其中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黄河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1920年黄河流域发生大旱灾，有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挣扎；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

　　淮海近500年来发生水灾350次；海河近300年来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据统计平均每年影响中国的台风近20个，其中登陆的7—8个，相当于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和俄罗斯的30多倍。

针对这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邓拓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是饥荒的国度。”

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其间这样综述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除了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难以抗拒和摆脱的饥荒外，就是战争。中国的各种战争，从古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点历史关于战争的记载，其密集的程度，足以让人吃惊——

公元前212年秦末的社会大动乱开始,这场动乱持续了1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决战；

　　 公元前201年分封之乱；

　　 公元前201—200年与匈奴作战；

　　 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乱；

　　 公元前199年内战；

　　 公元198年匈奴之乱；同年山东和长江流域的10万人被强行迁至华北地区,这一灾难持续到公元1世纪。

　　 公元前192年—190年,渭水流域的30万人被征修建长安的城墙；

　　 公元180年之前的吕氏之乱和180年对吕氏党羽的镇压；

　　 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57年—154年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35年进攻越国；

　　 公元前133年远征匈奴；

　　 公元前131年谋取西南；

　　 公元前128年远征满州和高丽；

　　 公元前127—119年进攻匈奴；

　　 公元前124年—122年刘安事件；

　　 公元前123年对蒙古地区发动进攻；

　　 公元前122年—109年汉朝向南征服；

　　 公元前120年大水灾,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

公元前112年远征南越；

　　 公元前110年征服越国；

　　 公元前109年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108年远征西域；

　　 公元前104—101年在西域和帕米尔远征；

　　 公元前102年驱士兵和苦役犯修建长城；

　　 公元前101年消灭大宛国；

　　 公元前99年,帝国东部人民起义；

　　 公元前97年对匈奴战争；

　　 公元前90年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征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去世；官吏队伍和宫廷之间持续80年的各种斗争；

　　 公元前86—82年云南远征；

　　 公元前78年对满洲远征；

　　 公元前77年对西域远征；

　　 公元前72—71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71年在新疆作战；

　　 公元前67年对吐鲁番远征；

　　 公元前51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开始儒学专制和思想迫害；

　　 公元前14年,农民起义；

　　 公元1—25年,“王莽乱政”；

　　 公元11年黄河决堤并改道,灾害持续近10年；

　　 公元17年“吕母”领导民众起义；

　　 公元18年樊崇领导农民起义；

　　 公元22年赤眉战争,期间黄河下游发生水灾；

　　 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战乱中灭亡；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入长安;同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公元27—28年宫廷内乱与镇压赤眉起义；

……

以上只是公元前后那段时间发现的战争的提纲式记录，之后的中国，其战争的频繁与密集度，依然是一年接着一年，直到新中国诞生。

这无数的战争中，究竟总共征了多少兵丁，死了多少人，耗损了多少财力和物力，造成了多大的饥荒，又有多少人在战争的饥荒中被活活饿死，这实在是难以计算。

在自然灾害和战争饥荒的双重摧残之下，辽阔的中国大地，就成了这样一种悲惨的情况——赤地千里、道馑相望、十室九空、哀鸿四野、人相食或僵尸遍地。在饥饿得“人相食”的状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人的关系，而是成了狼与羊、虎与兔的关系了。

三

无数的灾荒，酿造了无数的饥荒，无数的饥荒又催发了无数的战争，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生态中，恶性地循环。史书上说：“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天降灾戾，应政而至……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后汉书•殇帝本纪》），“赋敛弥繁，人怨上闻，天灾下降，连岁旱蝗，荡无农收”（《册府元龟》），“关中大饥，人相食”（《前汉书•高帝纪》），“连年久旱，百姓饥穷”（《前汉书•王莽传》），“会稷大疫，死者万数”（《后汉书•钟闻意传》）。

中国历史上若干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难以忍受饥荒和沉重的苛捐杂税才揭竿而起的。因此，这样的起义，不是出于重建，而是为了摧毁，所以，每一次农民起义，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加深重是灾难，更加叫人难以忍受的饥荒。《旧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巢农民起义军中的一个宠将被当时的官吏抓住了，黄巢非常气愤，就率领全军猛攻陈州，抓到俘虏就吃。最后甚至专门准备了磨子，巨磓数百，又准备了几百个石臼，把活人放在臼里面，磨粉，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掉。” 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中如此记载：“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如是说：朱元璋的军队把人肉称为“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文字：“陈胜和吴广，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竖起大旗后，立刻忘记自己起义的目的，将刀刃劈向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黄巢仅仅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落榜，就怀恨在心，后来起义，做了头目，就疯狂地屠城，用八百多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发泄自己的私仇与旧恨。洪秀全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温饱’的旗号起义，但他挥师南京后，立即开始血腥的专制与屠杀。而李自成，这个恶棍一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更是屠遍了整个北中国。还有李自成当年的把兄弟张献忠，是个恶棍加流氓的农民起义军头目，他的屠刀，几乎削平了整个南中国。有人做过统计，说张献忠在南中国屠杀的平民百姓，不下千万人。”

为了在无尽的饥荒中获得生存，集团与集团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展开了盖世无双的杀戮、残害、掠夺、吞食。另外，那些大西北的草原部落，如匈奴和满人，为了获得丰实的粮食和布匹，又一次次进犯着中原大地，使得灾荒连年的中原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椒盐。再就是，那些外国的列强，一再地虎视眈眈着中国，并恶狼似的蚕食着已经是皮包骨头了的中国饥民。

如此一来，中国的平民百姓，就过着一种非人的日子，活着一种连猪狗都不如的人生。正是由于这样，中国人在饥荒中恐惧了两千多年。但是，在面对这样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饥民时，每一个朝廷却都万般无耻，随便给你一碗米饭，你就在饕餮中感恩戴德，大呼万岁，卑躬屈膝，成了他的奴才和鹰犬。在这样一大群饥民中，那些最懂得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大多不再坚持“贫贱不移”，把笔杆子一甩，把斯文一抛，把道德一扔，立即变成一匹匹凶猛的恶狼，一头就扎进了“体制”里去，成了朝廷搜刮天下饥民的帮凶。有文化的人一旦成了帮凶，他的残忍和阴毒，往往比群氓残酷。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安身立命，居然走向无耻，一次次向朝廷告密。这样一来，朝野内外，人人自危，诚惶诚恐。中国的朝廷，收拾起中国人来，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秦朝的死刑就有“戮”、“磔”、“定杀”、“囊扑”、“车裂”、“弃市”、“腰斩”、“射杀”、“枭首”、“灭族”等，其他如肉刑、流刑、苦役徒刑等花样繁多。秦律规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要“斩左趾”；“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魏晋南北朝的死刑有枭首、腰斩、弃市、缳、绞等等。据《尚书－皋陶谟》记载，五帝时的刑罚“有邦”就是指：“用火将犯人烤熟以供人食之”。《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一种刑罚，“从犯人的四肢和胸腰剔出肉来做成肉羹食之”。在若干种死刑中，尤其以凌迟刑最为残酷：“杀一个人要剐上3357刀，每刀割下的肉片必需只有指甲片般大小。这种刑罚并不是单纯地让人体受到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还要对他加以‘关照’，以免他死得太快，所以致命的部位都要留到最后才动手，一点一点的肉从身体的各部位被割下来，一条腿从膝盖处被截断，接着又有一只胳膊在肘部被锯下。这之后一只眼睛又被挖出来，就这样，这个可怖的肢解过程要持续三天，罪犯在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流干了最后一滴血之后，才使痛苦最终得以解脱”。而张献忠的刑罚“剥皮揎草”是这样的：“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或者“促令扑地，剖背，及臀，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

就是在这样一种惨绝人寰的状态下，中国还一代代涌现出“反民”和“暴民”。他们敢于如此冒死，应该说，饥荒中的民不聊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其在饥荒中无助地毙命，不如在惨烈的暴动中获得一丝儿的求生。这就是中国饥民的普遍心态，就是千刀万剐，株灭九族，也要为填饱肚子而抗争。这是何等悲壮而惨烈的生存之战！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像咱们中国人这样，为了一碗米饭，而进行着千年的战争？

四

连年的饥荒，给中国的饥民造成了双重人格：要么在饥荒中暴动，要么就在饥荒中沉沦。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沉沦成了中国灾民最终的缩命。即便有过轰轰烈烈的暴动，到头来，依然归顺于千年都不变的专制暴政。

由于历代都采取专政，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两千多年的历史，完全可以浓缩到一年来看待。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一实行专政，就不会有民主和自由。在中国，作为国家标志的华表，本来的目的是古代官方用以张贴布告，并让民间在柱上写批评意见，表示政务公开、接纳民意。但是，到了暴秦时代，实行极端独裁，取消了华表，不再听取民间的各种批评和进言。秦亡汉兴后，又重设华表，使得古代的民主精神，虽微弱一线，却赖以传承。然而，在之后若干个专政的朝代里，华表已经失去它的意义，成为帝王家门口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仪。

没有了民主，民间的种种言论就只好被窝在心里、烂在梦中，长此以往，就培养出了中国人两面三刀和难有真言的恶劣品性，而且是那么地根深蒂固，不可扭转。由于缺乏民主精神，中国的朝野上下，就充满了黑暗。“从此，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对上是奴才、鹰犬，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是独裁者、是虎狼的各级官吏）所掌握，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

专政的黑暗，又造加重了饥荒的程度，而饥荒又促进了专政的更加强化，这一来一往，就使得中国的历史总是在怪胎中循环。生存于这种循环生态里的中国人，不得不大肆崇拜着狡猾、阴险、歹毒、无信。人们通过这样一些崇拜，拼命地捞取着个人利益，拼命地成为奴才，拼命地欺上瞒下。难怪国外有学者这样说：“中国人是最不讲信用的”。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有两种人最不讲道德和信用：一是极端的政客，二是极端的饥民。而这两样，都被中国拥有了。

中国史书和经书里的一些言论，不看不觉得，一看，实在叫人恐惧——

　　 1、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2、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

　　 3、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4、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5、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6、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

　　 7、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8、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9、年年防饥，夜夜防盗。

　　 10、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1、明知不是伴，事事且相随。

　　 12、 阿弥陀佛打饿肚，奸奸狡狡吃饱饭。

　　 13、东不管，西不管，吃饭选大碗。

　　 14、事不关心，关心者乱。

　　 15、打不痛，骂不羞；皮没破，血没流。

　　 16、少说话，多磕头。

……

与其说这些言论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不如说是求生与护身的格言。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里活着的中国人，该是多么可耻而又悲哀的一种存在！

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似乎已经麻木，不仅不反思，不改造，不忏悔，反而把这一切“智慧”当成了冠冕堂皇的家训，进行着一代代传承。这样一来，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除了看见几个维护封建专政的所谓的英雄外，再也看不见真正的民主斗士。

中国饥民的历史，说穿了，就是一部为一碗饭而折腰和下跪的历史。

五

在饥民的心目中，人与人，即便没有一点恩怨，却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因为——你在我身边活着就是大错，只要你活着，你就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饥民们有这种心态，是怕身边的人夺了他的饭碗，抢去他的地皮。因此，现在在商业上就流行这样一句话：“要做朋友，就不要做生意；要做生意，就不要做朋友。”在官场上，有这样一句谚语：“为人莫做官，做官莫为人。”在军事上，就更多了，诸如：“瞒天过海”、“釜底抽薪”、“偷梁换柱”、“借尸还魂”、“暗渡陈仓”、“借刀杀人”等等，举不胜举。其实，中国军事上的这些计谋，它的运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安身立命的手腕和谋略。

在这样一种穷尽了手段和计谋后才获得的生存，谁愿意轻易把它放弃？因此，那些暴发和暴富后的人，他那种竭尽奢侈之能事，那种淫逸之嘴脸，那种骄横霸道之心态，普天之下，无人能比。

因此，他们大吃“美女宴”就能够理解了，他们大喝“胎儿汤”就能够解释了，他们大喝“鲜人奶”就能够诠释了，那起价一万元一桌的菜肴就不算什么了，那重叠得像金字塔的盘盏就没什么稀罕了，他们要吃尽天下珍品和人间稀奇就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他们是从死难的饥民堆里爬出来的，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饥饿恐惧和生存隐患，他们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时刻感到威胁。这样一群被饥饿所恐吓着的人，他当然要大吃特吃，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只要能够吃到，就是咽不下去，也要拼着老命往肚子里吞。

有人作过统计，说现在的人民公仆“因吃而死亡的人比因公牺牲的人多得多”，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真是一个饥饿之国了！

是的，中国是一个饥饿之国，在面对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时，从他们眼睛后面发出来的那两束犀利的光，足以切割掉人格尊严和道德情操。

中国人，你究竟还要吃多少年才能吃出尊严和文明？

     体育比赛的乐趣在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主办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举办体育赛事就是带有风险的。中国政府试图控制2008北京奥运会的任何一个可以想到的元素，而且往往通过令人怀疑的手段。

     奥运会开幕式上，令所有人为之称奇的迈向“鸟巢”体育馆的“大脚印”烟火，原来是电脑生成的图像。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请电影导演负责策划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歌唱《歌唱祖国》的小女孩林妙可，其实是对这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在假唱。在最终会议上，一名政治局委员认为，虽然杨沛宜歌声是完美，但是她外形不够漂亮，不能参加开幕式，让观众听到她的声音，但是不要看到是她在表演。
 
     再者，那些在奥运会赛场上欢呼人们，是政府用巴士送到体育馆的，他们配有制造声势的道具，身着华丽衣裳，目的就是改变赛场沉闷的气氛。而在某种情况下，那些真正的体育迷们却买不到入场券。

     实际上，官员们试图去遮掩的瑕疵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瑕疵。如果没有直升飞机跟踪拍摄这些“迈步”的烟火，也没有人会抱怨。没有表演的这个小女孩，虽然也许有几个不太漂亮的牙齿，但小女孩通常都是这样。而且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奥运会门票都会全部售完。

     政府官员的“妄想”注定会失败。女子10米气枪比赛是第一个赛事，就是为了让中国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上，第一个赢得金牌的国家。但是捷克运动员特琳•埃蒙斯(Katerina Emmons)夺取了金牌，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中国运动员杜丽表现欠佳。

     外国公司经常抱怨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奥运会是货真价实的。与其说这次奥运会展现了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充满活力的国家，不如说奥运会体现了北京政府的“极权”控制。

     也许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会受到这种作假的诱惑。没有来得及完工的体育馆装上的电脑合成的屋顶来“忽悠”电视观众。数字化的开幕式将超过北京数以千人的鼓者、舞者和身着儒服的男子——几百个跳Morris的舞蹈演员是不够的。但是，伦敦奥委会的官员应该拒绝电脑。伦敦不需要制造如此壮观的场面，只要提醒大家，这只不过是一场体育比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