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0-11

    十年砍柴:百年共和梦


      ----武昌起义九十六周年感言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偶尔看到这两句时,心底里犹如雷击,一种无力、悲怆感一下子淹没了我。我立刻想起了鉴湖女侠秋瑾曾写过的两句诗:“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百年来,抛却的何止是十万头颅,可共和之梦开花结果了么?回首百年坎坷路,几多感慨,几多伤心。
      流血也罢,牺牲也罢,百年来太多太多了,清末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变法的谭嗣同,还是革命的秋瑾,许多人并不害怕流血。最壮烈的当属黄花岗起义,那些青年才俊,受过良好的教育,文雅而英俊,皆是人中龙凤,诚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晴七十年》中所说的,他们个个有方面之才,却充当了冲锋陷阵而身亡的卒子。这样的牺牲精神更能显出那代人的血性与气度,还有无解的焦虑与迫切,他们等不及了,愿意采取与子偕亡的极端方式,用血肉之躯去博浪一击,冲击旧帝国那座冰山。陈天华滔海是如此,徐锡麟刺杀上司是如此,黄花岗诸君们的飞蛾扑火亦是如此。
      到了晚清那个拐点,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者,只要对时势有起码认知的知识人,都明白再也不能这么过,再也不能这么活了,中国需要大变,但不是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用天命已移来解释神器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手中,他们在探索新的路。
      冥冥中似有天意,辛亥年十月十日,双十相逢,就在古老民族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刻,江城一群受过新思想影响的低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一场看起来很鲁莽的造反,大清国那个破房子就噼里啪啦地倒下去了。等孙文回到国内,各省先后挂出光复的旗帜,清室不得不逊位时,中国人选择了“共和”-----尽管多数人并不甚清楚共和的真正涵义,以及共和政体下要有哪些相应的制度配套,但多数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他们起码有这种共识:中国不能再请出一个皇帝来供臣民三拜九叩,中国只能选出受民驱使的公职人员,比如总统,比如议员。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暗怀帝王梦的独裁者,胆敢把旧龙袍传出来,无论他多么有权谋,有实力,必定身败名裂,袁世凯是最好的例子。袁世凯将忽悠、吓唬等传统谋术用到极致,促使清帝退位,使中国避免了大范围的战争,功莫大焉,选他当总统以示酬谢未尝不可。那部由渔父加夜班起草出来的《临时约法》公布后,不少人认为有约法在,选袁大头当总统也罢,选孙大炮当总统也罢,哪怕选黎菩萨、黄克强,都不重要,因为江山社稷因共和体制属于四万万中国人,而非某个家族。
      彼时中国对共和、宪政理论有相当了解,并有较好的操作能力者,也就是渔父、任公等有过留洋经历并见视卓荦的精英,他们也低估了皇帝梦对中国人的诱惑力,一个人处于九五之尊,并将皇位传至子孙,这样的梦哪能一下子在国人脑子消失。时值今天所谓有名号的皇帝吃过的御膳、没名号的皇帝吃过的红烧肉,皇帝们用过的器具,平民百姓都愿意斥资一试,何况袁大头这个中原世家出生的庶出子,当了皇帝后,才能出那股小老婆生的鸟气。可是他忘了,那件龙袍已满是跳蚤,强行披上只能惹麻烦。哪怕他驱逐了孙黄,弄死了宋渔父,一个青年病夫蔡锷南陲举起保卫共和的大旗,袁大头皇帝梦未圆却饮恨而亡。
      自袁世凯后,所有的独裁者或半独裁者都心知肚明:共和这块招牌挂出来后,谁也不敢冒天下大不讳,将共和的牌子给摘下。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直是中国政客的传统谋略之一。不让换招牌,可以借壳上市,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在龙袍外面罩上一件时髦的马甲。可打着时髦旗号的独裁专制,某种意义上比名实相符的帝制还要可怕,因为前者污染了人们美好的理想以及美妙的汉字。
      若无对最高统治者以及统治集团有效的监督体制,哪能让大小官吏谦虚谨慎地当公仆?若无具体的宪政制度对每一个具体公民的自由、财产进行保护,将人民主权的笼统口号喊得震天响又有什么用?其实哪种政体没有漂亮的外衣,纳粹不是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么?帝制时代统治者也宣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个共和政体里怎能出现最高指示不过夜、亿兆黎民高呼万岁的怪像?怎能让一个知识人因说几句话而打进黑牢惨遭割喉?怎么能让敏感词一串串比帝制时代避讳的字还多得多?
      我们曾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的机会,清室退位后的1912年初自不用说;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初是一次机会;国民军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的1927年是一次机会;1945年秋日寇投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国内民气达到顶点时是一次机会。可惜,我们的前辈总是轻易丢失了机会,不愿意或不耐烦在会议桌上谈判、妥协,而是沿袭历史的惯性操起了家伙,打斗得血肉横飞,你死我活后分出个高低。
      九十六年前,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决定告别帝制,挂出共和招牌时,亚洲的邻居们还在干什么?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还是沙皇统治一群农奴的国家;日本是天皇统治下的军国;韩国是它的殖民地;东南亚被英、法、荷等国瓜分;西亚的穆斯林们还停留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印度的几亿人尚是英国女王在远东的忠实臣民。而我们,我们已经宣称是一个共和国了。可今天看看周围,印度的人民党执政时国力得到提升,可因为对弱势者的生存改善不够被选票赶下来;日本的首相卸任后搬进普通公寓过着平常人的日子;韩国的民选总统已步行跨过了三八线,去斯大林体制加东方君主制混合体的兄弟那里寻求民族和解;被西方孤立的宗教国家伊朗,总统进自己的国立大学讲演能允许学生公开抗议;连明朝末年将永历帝奉送给清廷邀功、一直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西南小邦,僧侣们显金刚目、发狮子吼,被软禁的反对派女领袖尚能对公众现出莲花般的微笑。
      可古老的华夏,是不是还有人做着千秋万代江山一统的梦?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共和路,为什么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上天故意折腾这个民族吗?这样的天问,到哪里去找答案?
       2007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96年之际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 共和与世袭的关系:有共和没世袭,有世袭没共和,民主政治适合共和制度,专制政治适合世袭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存在许多的“伪共和国”,他们打着“共和国”的旗号却实实在在干着集体世袭的勾当,是披着共和国外衣的专制世袭国家。


    明白了世袭与共和的关系,我们就能甄别哪些是“真共和国”、哪些是“伪共和国”。共和国的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为某个家族、党派、宗教所独有,必须共享共治;共和制度需要民主政治,共和制国家的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被选举产生后在一个有限的期限行使国家权力,他们的继任者由选举他们的人来选择,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本身没有决定权。世袭国家则相反,世袭国家的国家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只能来自某个家族、某个政党或某个宗教,世袭制度追求永远统治,他们的继任者由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自己选择或根据继位规则来确定,并且只能由家族内部的亲属或政党集团、宗教集团内部成员接替。


    当今的“伪共和国”都实行集体世袭,分为神权世袭和党权世袭两大类,这两大类两个著名的代表国家分别是神权世袭的伊朗和党权世袭的朝鲜。

    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在伊朗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神权至上的权力架构:伊斯兰共和制。伊朗的伪共和制确保了伊斯兰教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哪怕全国99.9%的国民都改变宗教信仰,不再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也能根据集体世袭制度牢牢掌控国家权力。根据伊朗宪法,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最高领袖是一言九鼎的一把手,他不只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权威,其权力在行政、立法、司法之上。最高领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内政外交的最后裁定者,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集大权于一身。总统、议会、司法、宪监会等所有机构均受领袖领导。而负责选举领袖的是“专家会议”,专家会议由宗教法学家组成,成员86人。

    类似于神权世袭建立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党权世袭建立党政一体、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党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并独揽国家一切权力,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三一主义”,1938年1月,中国的康泽、刘健群二人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党权世袭理论。党权世袭的伪共和国又可以分一党制和多党制两种,纳粹德国是一党制的典型代表,纳粹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俗称纳粹党)在取得德国政权后,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和工会活动,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的政党。迪特尔·拉甫在《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写道:“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团体。并公布法律,这个党被宣传为 ‘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

    与纳粹式一党制的党权世袭不同,多党制党权世袭乃是一党独大、大权独揽,建立一个凌驾于法律、政府、其他各党之上的“老子党”、“领导党”,并使之成为永远的不可替代的执政党。